【开栏语】一所大学，只要有了大学精神，就有了魂魄；只有具备了感人鲜活的故事，才能涵养大学精神。回首陕西科技大学的艰辛发展历程，“三创两迁”精神是几代科大人最忠诚的坚守、最坚韧的担当、最朴素的情怀！伟大的精神是从历史中提炼的，是从实践中汇聚的，那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传达着朴素的情愫，激荡着强烈的感情，那是亲历学校建设发展鲜活的科大故事、响亮的科大声音、澎湃的科大力量！事业发展，有您参与，我们未来的路走的才更加坚实。为此，校党委宣传部开辟【讲述】专栏，听科大人讲科大故事，让更多的人关注、了解、感味陕科大的历史进程，从传承弘扬“三创两迁”精神中，夯实学校精神文化之根基，汲取继续前进的力量。
讲述者：潘中伟，男，汉族，1957年5月生，山东胶南人，教育学硕士（香港），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参加工作。1982年1月在原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毕业并留校工作，先后任学生辅导员、系团委书记等。1987年起任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思想政治教育教研室副主任、党校副校长。曾于1992年通过国家考试，获得律师资格。1994年起先后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冶金系党总支书记、校纪委副书记兼监察审计处处长。1997年12月起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被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聘为教授、硕士生导师。2003年6月至2017年，任陕西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其间于2012年5月在陕西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上当选为省纪委委员。
兼任陕西高校法律基础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陕西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冶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副会长，西北高教管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常务理事等。1995年主编《大学法律教程》（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主编《法律基础》（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主编《宪法学》（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主持完成陕西省软科学重点项目研究——“陕西金属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战略对策研究”，通过省科技厅鉴定。
近日，陕西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潘中伟应党委宣传部的邀请，接受采访记者郭姗姗的专访，采访内容择要如下。
记者：潘书记，您2003年5月任职陕西科技大学党委书记的时候，当时学校的新校区建设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潘中伟：我被省委任命担任陕西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到校开会宣布的时间是6月初。宣布的第二天我就和学校的几位领导同志从咸阳赶到西安北郊，看望新校区筹建处的工作人员，同时也看看西安新校区所处的这一块土地。当时学校的筹建工作处于初期阶段，主要是规划、拆迁（包括对地面附着物进行统计、清理）。筹建处设在现在我们这个教学区的西北角，也就是“陕科达商场”这个地方。当时驾车来西安校区只有一条大路，和现在的交通条件完全没办法相比，周边环境也同样。像我们现在的图书馆看上去很大气、漂亮，但是当时图书馆“所在地”就是湖北庄的一个聚居区。
记者：当时咱们学校往西安搬迁是不是势在必行，不搬行不行呢？
潘中伟：陕科大向西安搬迁，在我上任之前，学校已经有了总体意见（虽然校内仍有不同意见），我到校以后也认为搬迁确有必要。学校从97年开始扩招以后，咸阳校区已经容纳不了那么多学生。因为校舍面积不够，当年有不少学生集中居住在校外一些单位的空余宿舍。后来，陕西中医学院建了新校区，就把他们的老校区腾出来，统一租给咱们学校安置05届学生，每年租金要交几百万，使本来就困难的学校加重了负担。对学校来讲，我们自己的学生常年在外租住，管理上确有很多不便。特别是05届使用中医学院老校区期间，有不少具体问题，比如没有标准田径场，只有几个篮球场，导致体育课无法正常教学。还有就是咱们学校的学生来自各省的较多，陕西中医学院生源则以本省为主，其老校区食堂提供的餐品基本以馒头、包子、面条、饺子等面食为主，米饭炒菜比较少，所以南方来的学生很难习惯，意见比较大。在宿舍管理及治安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租用中医学院老校区，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校学生住宿困难问题。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我们应该感谢陕西中医学院。
针对教职工内部的不同意见，学校就建设新校区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分析，对在西安办学得出两个预判性结论：一是学校第一志愿录取率肯定会大幅提高。当年陕科大第一志愿录取率不高，我记得全国生源第一志愿录取率应该是60%左右，陕西生源第一志愿录取率则更低。二是师资队伍能够进一步充实、优化和加强。引进人才的时候，同等条件下人才肯定选择留在西安，而不是咸阳。在西安建设新校区，学校引进人才的力度和效果一定比在咸阳要大得多好得多。因此学校党委下决心，要“快刀斩乱麻”，加快西安新校区建设的速度。我现在可以自豪的说，当时这两个预判性结论都已经在后期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记者：陕西科技大学往西安搬迁，对于学校来说，当时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什么呢？
潘中伟：主要困难就是资金问题。建设一个全新的校区，一寸土地、一砖一瓦都要花钱。所以资金问题成了当时困扰陕科大西安新校区建设的一个最突出的矛盾。当然除了资金问题之外，还有缺乏基建技术人才的问题。我们学校虽然设有基建部门，也有技术人员，但数量很少，而且过去也仅仅是建设过一些单体建筑，缺乏建设一个全新校区的实践经验。
记者：对建设新校区，当时在校内主要有两种声音，一种是同意学校的搬迁决定，另外一种是对学校的决定有不同意见。当时您在学校的干部教师当中是如何做思想工作，让大家达成共识的？还有哪些事情对您来说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潘中伟：实际上就一个群体来讲，做很多事情都会存在不同的声音。陕西科技大学1970年从北京迁到咸阳，到2003年已经有33年了，多年来教职工长期工作生活在咸阳，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生活基地。一部分教职工配偶在校外工作（大多在咸阳），学校从咸阳迁到西安，对这些教职工生活将会带来很大不便，这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说实在的，对学校建设过程中存在不同的思想认识，我一贯认为不能简单地用好和坏、对或错来判别和认识。同志们有想法，从他个人的角度都会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办好陕西科技大学，是培养一届又一届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我们不是为哪个人服务的。因此，决定一个事情的好和不好、能干和不能干，都应该从国家的需要和学校的整体利益去考虑。上世纪末，党中央国务院做了一个决策，就是在全国高校范围内大幅度扩招学生。此举适应了社会对人才培养数量的需求，但是人才培养的质量却受到办学条件的制约，当时在全国形成的高校新校区建设热潮，就是一种必然的反应，陕科大只是一个缩影。陕科大在咸阳办学的时候，占地面积不到400亩，要容纳一两万学生，实在是难以为继，不能完成正常培养学生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拓展校园，是势在必行。选择新校区地址时，也经过不少波折（当然这都是我上任之前的事了），据说当时首选是咸阳，但当地政府最后提供我们建设的是沣河边一片满是鹅卵石的河滩，对于上千亩面积的学校来讲，河滩地是有突出隐患的，万一将来发洪水的时候，我们这么多学生往哪转移？所以学校这才选址在西安北郊建设新校区。我到校后又组织专门分析研究过在西安建设新校区的利弊：如果在西安建设，短时间内可能我们个别同志生活会有一些困难。但从长远来看，对个人来讲、从学校培养学生的角度来讲，应该都是利大于弊的，西安作为省会城市，相对咸阳在人才培养的条件上要更加优越。对此，校领导班子中首先形成共识，通过各级基层组织广泛地宣传动员，逐步在全校形成主流认识，凝聚力量，坚定信心。
记者：推进新校区建设的时候，您是那个拍板的人，对于您来说当时的压力肯定非常大，您能谈谈当时主要的压力来源吗？当时学校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潘中伟：主要压力的来源也是资金问题。我刚到校工作时，学校对外支出中有一笔数额很大，记得是赔付给当地的占用土地补偿金，大约是8500万，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支出（占学校全年总收入的近30%），因此资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及时、妥善地解决就会影响到学校的正常办学。但是，钱从哪里来？首先要解决钱的来源问题。经过分析比较，我们认为最好的解决途径就是银行贷款。我们算过账，在各种融资手段中，成本最低的就是银行贷款。按照我校的规划建筑面积算，建设资金至少需要十几个亿。有部分同志，特别是财务部门的同志顾虑比较大。我记得在一次党委扩大会上，有位同志就提出要一下子从银行贷这么多款，首先是贷款难度大，其次是以后怎么还？就算是长期贷款，那每年还要支付利息，担心学校的资金链中断。我刚才讲过，对出现的不同认识，不能简单的评判对和错，从不同角度看都有它一定的道理，主要是从哪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财务处的负责同志实际上还是为咱们学校筹措资金出了大力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无中生有，因为我们贷款额最高的时候是8.9亿。按当时的支付账目平均计算，我们每天需要偿还将近20万的利息（当时贷款有半年期的、1年期的、3年期的，还有5年期的，没有统一的利率）。我曾经在大会上讲过，这相当于学校每天给银行送一辆桑塔纳2000，累积下来资金压力相当大。财务处需要考虑到学校的日常运行开支，不能说为了给银行还利息（在约定时间节点还要偿还本金），耽误教职工和学生的工资、补贴的发放，甚至有可能出现没钱交水电费的问题。他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当时我在会上讲，我首先要表扬你，因为你是一个负责任的同志，搞财务的就应当想到财务在学校工作中的位置，不能因为还不了贷款（导致银行冻结账户），让学校的运行由于资金的短缺而中断。所以你的焦虑正是体现了你的负责任。但我还要批评你，为什么批评你呢？因为你仅仅从学校财务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没有站在陕科大大局层面去考虑问题。陕科大作为一个高等学府，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现在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达不到国家相关要求，陕科大就没有完成为党和国家培养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才这个任务。从学校角度着眼，现在的第一志愿录取率这么低，我认为和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不好也有一定的关系。如果多数学生都不愿意来，就意味着陕科大将来有可能办不下去，真到了那一天，从学校的党委书记、校长到所有教职工都没有存在的价值。因此，遇到了困难，我们就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去克服、解决这些困难，争取让更多更好的学生到陕科大来深造，我们才能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如果仅仅因为偿还贷款的压力大，就不去建设新校区，那学校发展可能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既表扬你又批评你。也希望与会的各位同志都要站在更高的高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们也做了一些调研工作，包括查阅一些相关资料。在党委扩大会上我曾讲过，当年的世界500强企业，凡是发展好影响大的，在他们的经营过程中，大都遇到过市场饱和或者产品将被淘汰的局面，这时企业的经营状况很差，有的就自生自灭，但是大多数企业会选择产品更新换代、技术转型升级，这就需要有较大额度的投入。这些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单靠自身的资金储备进行转型升级的例子很少，大多都是通过融资，再进行技术研发、设备更新、生产线的改造，制造出全新的产品，新产品只要打入市场，就能凸显出强大的竞争力而不断扩大市场份额，使得企业能够长期占据市场主导地位。比如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和波音飞机制造公司、日本的丰田汽车公司、法国的空客公司等，这些国际著名的大企业基本都经历了这种发展过程。所以我当时给同志们讲，这些企业的实力、名气可比咱们学校大多了，他们要发展，还要进行融资，还要从银行借款，那么我们要想发展，也得选择银行贷款这条路。
其实因为资金不足而从银行借贷的事情，在校内也出现过不同声音，对全校教师、干部、学生产生过一定影响。有些干部和教师私下一算账，说贷这么多款，啥时才能还清？陕科大这个做法将来要“崩盘”的，这是原话，传到我耳朵了。我们有的骨干教师要求调走，也包括有的学院和校职能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等等。当然他们申请调出陕科大，都会有一些个人的实际情况，也不能否认学校贷款负担重这个因素所起的作用，这些不免给大家思想上带来冲击，就是所谓的陕科大要“崩盘了”！记得网上出现过这样一个帖子：（咱们学校的）某某某走了，新校区黄了，陕科大完蛋了。这句话给大家在心理上带来不小的影响。后来，在2004年纪念“七一”建党节的大会上，我就这个问题撇开个人因素，做了正面的回答，坚定了全校同志的信心，统一了大家的认识。陕科大只有朝着建设西安新校区这个任务目标努力，才是学校发展的出路，只能进，不能退。其实当年调出人员中不乏一些比较优秀的同志，其中有的在他们所去的单位也取得了应有的成绩。现在他们有机会可以回学校来看一看，看看我们的新校区，看看学校发展的新局面，就能充分理解当年学校坚定信心建设新校区这件事。
记者：潘书记，用两年多时间建成西安新校区，对于学校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对全国的高校来说，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这么大的工程都是非常不容易的。请问您，在咱们学校新校区建设过程中，有哪些让您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觉得自豪的、难忘的事情？
潘中伟：新校区建设，筹备的时间比较长，但从破土动工到学校主体从咸阳迁移至西安，也就花了两年多时间，这在陕西高校的新校区建设里面，建设速度算是相当快的。建设中，难忘的事情很多，有的还是很值得回味，象我们在西安校区建设教工生活区。因为我们学校和别的学校不太一样，或者说陕科大建设新校区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我们是跨地市建设新校区的，也就是说老校区原来在咸阳市，后来搬到了西安市这个省会城市，比在同一个城市里建设新校区面临的困难更多更大。尤其对我们教职工来讲，虽然西安校区和咸阳校区之间距离大约是32公里，和西安有些学校的新老校区间距相比并不是特别远，但是由于行政辖区的不一样，人的心理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从咸阳搬迁西安之初，因为没有教工的生活区，大家每天都起早贪黑奔波在西咸之间，非常辛苦。学校党委班子专门讨论，认为在改善了直接办学条件的同时还要改善教职工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这样大家才能安心就教、安心就职。于是在西安新校区建设教工的“一期”公寓住房（当时的说法）这件事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教职工中情况有差异，有的教职工收入比较高，经济条件好，可还有相当一部分特别是青年教职工收入低压力大。所以学校必须要通过一定的规定或措施激励调动大家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当时采取了特殊的做法，第一就是事先设定了几种户型，供教职工选择，然后根据大家的选择让设计院据实设计，保证了凡报必有。第二就是不分年龄、工龄、职务、职称，均可在各种户型中任选。这个做法在人员规模小、经济效益高的单位（比如省级烟草公司）可能行得通。但在学校、医院、工厂这些职工多的大单位难以做到。我校出台这些规定就是要让更多的教职工积极参与集资，都能按自己的户型意愿居住在西安新校区，这样才能安居乐业，更好的培养学生。当时这在我省一些高校中还是引起轰动的。当然我们也面临与上级部门的某些具体政策规定不完全一致的风险。好在当年全党都在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是以人为本，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包括提高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时任省委书记赵乐际同志在全省高校领导干部会议上也结合我省高校职工住房的实际，阐释了这个精神。省委的态度，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当然这些是在当时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做法，采取的措施时效性很强，虽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不宜在其他时段、事项上照抄照搬。还有就是在建设楼房层数方面校内也出现过不同意见。一种是建设28或者32层的“高层”。学校要可持续发展，必须要保留一定的空地，为今后的发展留下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讲，自然楼层高了好，我和班子的一部分同志是赞同这种意见的。另一种是建设6、7层的“多层”，绝大多数教职工最初都倾向于这种意见。原因在于“多层”是砖混结构，相对“高层”的框架式结构造价更低，教职工的经济负担会有所减轻。但如果建设“多层”，西安校区教工生活区的土地面积这一次就用完了。今后学校再引进人才，那就要到外边买房子，成本很高又不方便，所以必须要留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把房子建得高一些。学校党委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把好关，就是对陕科大的后续发展不负责任，有愧于后人。既然28层或者32层造价比较高，在当时大家接受不了，我们就取个相对中间值，建成11层的小高层，这样每平方米的单价较多层住宅稍微提高一点，建设占地面积还可以节省三成多。这个想法得到时任校长沈一丁同志和班子其他成员的支持，我们就一起给大家做工作，结果证明只要是按规律、依道理办事，最终还是能够得到大家的理解。后来在“二期”建房的时候，我还听到住在“一期”的同志讲：那时候党委就应该坚持意见，建成28层或者32层。我听到之后只能呵呵一笑，因为那时党委决定建设11层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当时教职工的收入普遍不高，建“高层”确实负担重，如果硬要坚持导致多数人不参与的话，可能这件事就做不成了。此事让我体会到，要把实事办好或者把好事办实并不容易，但是只要我们耐心细致的做工作，最终还是可以办成的。从学校党委和领导干部来讲，既要从学校的长远考虑，也要从大家的实际情况去考虑，在规划、部署工作时把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有机的结合起来，做出的决定就会既好看又管用，赢得人心，有执行力，也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记者：其实我也是学校这个政策的实际受惠者，因此当时我就特别拥护这个政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您，一般都是政府机关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从未听说过高校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当时学校为什么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它又解决了什么问题？
潘中伟：之前讲过，建设新校区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缺乏资金，后来学校想方设法通过银行贷款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带来的就是我们欠下一笔巨额债务。2007年教育部对我校进行了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经过全校上下的努力，我校获评“优秀”。当时，不少教职工觉得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学校领导班子的压力一点都没有减，新校区虽然建起来了，但我们的贷款还需要按期偿还，同时还要保证陕科大2万多名师生员工学习工作生活的正常运转，矛盾很突出。我们就在想，必须要让全校的教职工都了解学校目前的困境，要使大家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克服困难。这就需要以经济工作会议这种形式让大家能够了解学校的现状，理解党委的决策，能够自觉自愿的行动起来，全力克服困难。2007年学校经济工作会的主旨，就是动员全校要开源节流、勤俭办学、共渡难关。当年学校的年收入只有3、4个亿，贷款额最高的时候是8.9亿，在2011年“化债”以前，每年大概给银行要还4000万左右的利息，所以我在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政府还本、学校付息、单位创收、全员节俭”这句话。
“政府还本”是讲大道理，也是要安大家的心。学校建设新校区的贷款按道理政府应该负责的。因为学校资产是国家的，对学校债务国家也不会不管，所以学校不会“崩盘”。“学校付息”是什么意思呢？贷款本金还可以采用一定方式延缓偿还，但是利息不行，必须按期支付。所以学校面临的最现实的压力就是每年要向银行偿还贷款利息，否则银行将冻结学校账户，只能进钱，不能出钱，资金链就断了。“单位创收”的单位是特指的，校内教学单位一般没有创收任务，但是对那些有可能与外界产生经济联系的单位和占据了学校大量资源的单位，学校向其下达一定数额的创收任务。另外我们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进行“全员节俭”。比如根据各学院的学生人数、学科点数等几项指标，核定出相应的公用校舍面积标准额，超出部分需要交款，这样就可以缓解各学院普遍多占办公用房的现状，也允许校内各学院之间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办公面积转换。再比如核定各部门各学院的用电量，超出部分需要自己购买；把校园的路灯设置为隔一个亮一个，只要能照亮道路不要有危险就可以，这样每条线路又可以省出一半电费来。再比如学校把一周双休改为一周一休，就为了适当延长寒暑假期，尽量节省用水用电及供暖费用（当时学校还是自供暖气）。我记得当时不算锅炉投资，仅购置采暖煤每年大约需3500万左右，采取这些措施后，一个采暖期就可以节约不少钱。对这些规定和措施，校内也曾有抵触情绪，过去没听说哪个事业单位的办公用房、用电需要交钱啊，甚至有些同志说学校钻到钱眼里了，把啥都算成钱。其实这既是没有办法的事，更是按经济规律办事、加强运行管理的有力举措，对当时的学校来说，我们只能统一认识、全员节俭。校属各单位的办公经费也都在原预算的基础上扣减15%，真正有特殊需要，不够用时再打报告专项审批经费。第二年，也就是08年汶川地震那一年，我国还要承办奥运会，财政资金比较紧张，国务院决定将办公经费压缩了15%，恰好说明组织虽有大小之分，但勤俭办事业的道理是上下通行的。后来，我发现校内很多单位的打印纸都是翻过来再次使用的，包括给我报送草拟的材料时，也是这样做的。这些事情虽小但说明学校召开经济工作会议，还是取得了一定效果的，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支持。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基本原理，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因为学校在资金上存在困难，使得我们改革或调整了“校内的上层建筑”也就是管理制度，从而使学校筹措和节约了一部分资金。到2011年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各高校积极化债的时候，我们的贷款额已从最高时的8.9亿，降为了2010年底的6.9亿。减少的这两个亿，自然是学校自筹资金偿还的贷款本金。对此，我校经济工作会议在其中发挥了直接、积极的推动作用。
记者：您刚才谈到2011年国家提出帮助高校化债的政策，学校是从什么渠道听说这个消息？又如何把握住这个时机、利用这个政策帮助学校化解数额这么庞大的债务？
潘中伟：学校2011年集中化债应该说是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同时也是解决我校实际困难的有力一招。1998年学校由部属院校划转为省属院校后，改由陕西省财政拨款。陕西高校数量当时位列全国第三，可谓是穷省办大教育，所以财政拨款额度一直提高不大。当时生均拨款额每年大概是5000元钱左右，这个数字和学校的正常需求相比有较大差距。后来中央加大对西部省份高校的资金投入，出台了一个激励政策，西部各省对高校的生均拨款额提高到指定标准，中央财政将予以一定比例的补贴；省属公办高校的银行贷款额降低到一定数额，也将对省级财政予以一定比例的奖励。为贯彻落实中央政策，省政府对此做出了具体规定和要求。我记得当时省政府召开专门会议，要求各高校的党委书记和校长必须参加。我和沈校长知道这个精神后，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应当积极贯彻落实。陕科大当时的贷款余额是6.9亿，通过积极还款，学校贷款本金降低，利息自然也随之减少，何况政府还给配套奖励。因此我们必须积极参与、积极筹划，积极化债，学校党委在这个问题上，达到高度统一。
当时省上鼓励化债的文件规定，第一，这个政策只适用于2011年和2012年；第二，这个政策只适用于学校向国有银行的借贷，非国有银行的贷款和学校向教职工的“集资”等不能列入；第三，不准借新债还旧债，为此省上将严控各校的新贷款。教育厅还出台了一些规定，比如学校自筹资金的化债额不能超出上年度学校预算外收入的一定比例。所以在化债的额度上学校班子当初是有不同意见的，党委会上有的同志认为不宜化债过多，以免运行资金过少造成教职工生活困难，影响学校安全稳定，我和沈校长以及当时主管财务的姚校长意见一致，认为化债越多越好，最好全部化债。为此党委会讨论时中间休了一次会，跟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分别作了相应的沟通，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以全部化债额作为高限，以不同意全部化债的同志提出的数字作为低限，取个中间数，学校就按这个中间数来化债，这是在2011年的上半年。到了2011年年底形势有新变化，陕西省统计全省高校化债的情况后发现，各高校化债的额度、力度不够，完不成中央交给陕西省的任务，这就意味着中央拨款补贴和奖励的那笔钱拿不到，陕西省对各高校承诺的奖励也就不可能兑现。因此省财政厅、教育厅又紧急召开专题会议，要求各高校的总会计师和财务处长参会，希望各校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全力化债。学校参会同志在会议刚结束就用电话把信息反馈给我，当时离2012年元旦就差十几天了，党委会及时地开会专门研究这件事。因2011年上半年刚化过一次债，学校的自有资金不多，但党委会之前我和沈校长、姚校长、徐总会、财务处王处长等5人一起根据省上新政策细致地进行了计算，如果能够在2011年底完成化债，学校拿到的奖励要比在2012年完成化债至少多一两千万。所以在会上党委成员一致同意在当年一次性完成化债。最终，学校在避免借新债还旧债的同时，在政策规定范围内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自筹资金，赶在2011年年底把剩余的银行贷款全部偿还。当年化解债务额位列省属高校第一，奖励学校的资金额也位列省属高校第一。对此，书志同志最近在一次讲话中谈到，这次化债为我们学校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我很赞同并认为：这次化债是我校财务状况发生重大改善的转折点。广大师生员工从中也共享了“改善”的成果。从2011年开始，职工绩效工资连年滚动增长，到第5年实现翻番。学校实现两路进电，完成线路改造，学生宿舍装上了空调；完成了教工餐厅、体育训练馆、新校医院、幼儿园、老年公寓这五大民生工程；连续几年加大引进优秀人才力度，使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建设、科研及成果转化等方面进入省属高校优秀行列等等。
记者：学校第二次党代会之后，提出了陕科大“三创两迁”的大学精神，也就是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求实创新、锐意进取的科学精神；扎根西部、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您作为上一届校党委书记，对陕科大的这种大学精神是怎么认识的？
潘中伟：学校提出了陕西科技大学“三创两迁”大学精神，书志同志在不同文章里或不同的讲话中都对此做出阐释，讲得都很好。我就简单谈谈自己的感受吧。大学精神可以起到一个提神、聚气、固魂的作用。因此培育和凝练大学精神，对于以培养人才为根本任务的高等学校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以校党委为领导核心的学校各级各类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哲学上有一句通俗的话，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就是说精神、意识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反作用于物质、实践。我们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倡全民的文化自信，我想就有这方面的考虑，省委对省属高校也有这样的要求。所以在2017年学校第二次党代会上，上届党委的报告在总结了学校从更名为陕西科技大学以来的15年，特别是2009年12月份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以来的7年多的工作成绩之后，提出了“六个意识”，同时把这“六个意识”归结成三句话12个字。那就是“忠诚自强、求实创新、务实和谐”。报告指出：这是我们陕科大人对自身实践感悟凝炼出的精神表述，再把这个精神表述进一步总结、完善、拓展，它的内容和本质意义还会进一步的深化、提升，同时也将不断地激励全体陕科大人为实现共同的梦想而努力奋斗。
早在2007年学校进行本科教学评估的时候，就初步总结了陕科大人精神层面的一些基本的体会和认识，2017年二次党代会也把总结凝练陕科大精神提上议事日程。当时在形成二次党代会报告的时候，陕科大精神的核心思想已经逐渐清晰，为后期进一步挖掘完善、调整提高留下充足的发挥、凝练空间。在姚书志同志主持下，新一届党委在二次党代会结束后不久，就陕科大精神的具体表述和内涵凝练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有很多部门和教职工都积极地参与其中。经过广泛动员、深入研究、反复斟酌，最终形成了“三创两迁”大学精神及其三个内涵的阐释。
对“三创两迁”大学精神，我认为有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这个提法精准体现了我们学校所独有的历史特色。第二，三个内涵的表述，完整系统地从文化品格、时代内涵，价值取向三个方面表现了陕科大的精神特色。第三，它是陕西科技大学的前身北京轻院从1958年成立到2017年将近60年办学经历的总结，有比较扎实的实践基础。这样完整的表述使得我们的视野更开阔，理解、把握地依据更充分。同时对于整个陕科大的新人、老人，包括已经故去的一些老先生、老前辈、老领导，都是一个很好的交代。
记者：您从2003年任职一直到2017年退休，在校党委书记的岗位上工作了整整14年，可以说您是咱们学校第3次创业、第2次搬迁的亲身经历者和主要组织者、带头人，您能不能结合自身的经历谈一谈您自己关于陕科大精神的实践依据的认识。
潘中伟：其实前面讲的一些事，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陕科大精神的影子。换个角度说陕科大精神就是从这些点点滴滴的实践积累中总结凝聚出的精华。比如说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其他学校也有，但在我们学校就体现的淋漓尽致。比如：从2003年起学校没有专门为校领导购置过小轿车，买过一辆迈腾，也是全校都可以共同使用的。甚至书志同志05年从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处长调任陕科大担任副校长时，教育厅为此给学校拨了25万元的购车款，陕科大当时经济正紧张，学校就跟书志同志商量这笔钱如何使用，他很坦然大度，表现出高风亮节。当即表示，学校正是资金紧张的时候，这笔钱拨到学校就是学校的钱，按学校的急需来做安排。后来学校就购置了一辆7座的别克商务，众所周知，这辆别克车的使用率在学校车队里是排在前位的，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学校的决定是有道理的，但就是对书志同志有所亏欠了。
学校经济工作会议之后，为了减少购车支出，我们也进行了相应的制度改革，从2007年开始，每年度给每位校领导发一个定额经费本，不能提取现金，用学校车队的车或者私车加油都可以从这个经费本里支出。需要说明的是，这绝不是私车公养，私车公养的前提是国家已经给领导干部发放了车辆补贴，领导干部使用私车产生的费用还要让国家报销。但当时国家还没有进行车改，每位厅（校）级干部按规定都可以有一辆相对固定使用的小车，而我们学校没有这样做。其实班子个别同志对此也有意见，国家规定副校级以上干部配车，咱们学校不配，还有些不习惯，但我和沈校长力主推行此项政策，时间长了，大家也就慢慢被陕科大艰苦奋斗的精神氛围感染了。我记得2015年省委巡视组进校时曾提出有人反映这方面问题，财务处给巡视组提供材料做出解释，按每位校领导配备一辆车和一名专职司机，每辆车每年行驶15,000公里计算所产生的费用，和学校限额支出的经费相比，学校八、九年来因实施此项规定共节省三百多万元。后来有不少学校相继来陕科大取经。我想这也是学校艰苦奋斗的一个写照。
说到艰苦奋斗，你们采访也希望我多结合自身经历讲，我就讲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吧。我直到退休，办公室的办公桌、两个柜子、沙发还是学校上任党委书记使用过留下的。任职14年之中只换过一次电脑。在陕科大经济困难时期，不仅在全校提倡艰苦奋斗精神，在校领导班子中要求带头艰苦奋斗，我也同样严格要求自己要身体力行、以上带下。
校二次党代会后，新一届党委领导班子进一步发扬陕科大艰苦奋斗的精神。比如：人文楼建成之后，校班子和行政楼的管理人员并没有搬迁进去，而是继续使用老办公楼，把新楼留给有关学院使用。
关于扎根西部、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全校从上到下一直在积极践行。比如在2007年上半年学校要进行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而新校区刚刚建成，2006年12月25号在逸夫楼前举行了用时半小时的大楼落成及全校搬迁动员仪式，随后在半个月之内校属各单位从咸阳到西安的主体东移搬迁工作全部到位。这样的事在不少单位都因为工作量大而耗时很久，但在陕科大不需要学校反复动员，也不需要领导再三做工作，半小时的会议之后全校上下就很快统一认识、积极行动，保质保量完成这项工作。如果没有各级领导和广大教职工的奉献精神，肯定是做不到的。我想这也是陕科大精神的一个具体体现吧。
（终审：方润泽 编辑：郭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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